我们在咨询中遇到不少当事人，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气愤地说：“这分明是下套让我往里钻，执法人员扮成乘客诱导我拉客，全程都录了像，我还能告赢吗？”当事人担心的核心问题是：行政机关通过“钓鱼”方式取得的证据，法院会不会采信？
答案是：以利诱、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 这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明确要求。
一、法律怎么说？——“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采信”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：“以利诱、欺诈、胁迫、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”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教授曾明确指出：“其违法之处在于，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、欺诈、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，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。事实上，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，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。”
二、两种“钓鱼”，效果不同
学界通常将行政诱惑调查分为两种类型，法律评价截然不同：
类型一：机会提供型——证据可能有效。
如果当事人原本就有违法意图（比如本来就在非法营运），执法人员只是为其提供了实施违法行为的“机会”或“条件”，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证据，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为有效。因为当事人的违法意图并非执法人员诱发的，执法人员只是“创造了一个暴露违法行为的机会”。
类型二：犯意诱发型——证据应当排除。
如果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，是执法人员通过引诱、利诱、欺骗等手段主动促使其产生了违法念头并实施违法行为，这就是典型的“犯意诱发型”钓鱼执法。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证据，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简单说，区分的关键在于：是执法人员“发现了”已有的违法意图，还是执法人员“制造了”违法意图。
三、实践中告得赢吗？——先看两则案例
案例一：原告主张钓鱼执法但被驳回。 上海武某因闯红灯被处罚，主张民警在隐蔽位置蹲守属于“钓鱼执法”，证据不应采信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民警在路面执勤，遇原告有违法行为依职权拦停检查，不存在“钓鱼执法”，驳回了武某的诉讼请求。
案例二：原告主张钓鱼执法同样被驳回。 王某因非法营运被暂扣车辆，主张执法部门“钓鱼执法”。法院查明，王某主动停车与乘客协商达成“交易”，并非执法人员诱使其产生违法意图，最终认定证据有效，驳回原告诉求。
这两个案例说明：法院不会仅凭当事人主张就认定“钓鱼执法”，需要证据证明执法机关确实采取了引诱、欺诈等不正当手段。
四、诉讼中怎么“打”钓鱼执法的证据？
如果您主张行政处罚的证据来源于钓鱼执法，在行政诉讼中建议从以下角度切入：
第一，证明执法人员存在引诱或欺诈行为。 比如，有证据证明执法人员或其指使的“托儿”主动诱导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，而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。深圳曾有一案，当事人主张交警以“违停短信提醒”的承诺诱导停车后予以处罚，主张该行为属于欺诈性质的钓鱼取证，虽该案具体结果未公布，但其法律援引思路值得参考——即依据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》第五十七条，主张以利诱、欺诈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第二，证明取证方式“不公正”。 《行政处罚法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“全面、客观、公正”地调查和收集证据。通过“下套”方式取证，难以满足“公正”要求。
第三，主张程序违法。 如果执法人员未表明身份、未听取陈述申辩、处罚决定书缺少法定要件等，可以一并主张程序违法，要求撤销处罚。
结语
“钓鱼执法”取得的证据是否有效，取决于属于“机会提供型”还是“犯意诱发型”。前者可能被法院采信，后者依法应当排除。如果您认为证据是通过利诱、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，需要在诉讼中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，不能仅凭口头主张。建议在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起诉，在诉讼中重点审查执法机关的取证方式，并结合其他程序违法问题一并提出。
如果您认为行政处罚的证据来源于钓鱼执法，欢迎携带处罚决定书和相关证据材料到所面询，由专业律师帮您分析取证方式是否合法、是否有撤销处罚的法律空间。